对我们这代人而言，既有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之说，满脑子五四新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东西，再来谈旧是很不易的。老实说，我们脑子里没有多少称得上旧的东西，正如新的东西也并不多。
我得知北大东门有万圣书园这家书肆，是在1993年深秋，一位寓居北大的诗人告知我的。一天，我按照友人指点，骑车前去索购书籍，路上风沙迷眼，一瞬之间，仿佛是回到了二三十年代的老北平。万圣书园在一条极普通的胡同里，租的是民居，正式的铺面大约有两三间平房，是很窄促的。店里基本没有装修，给我留下印象的是它用木条夹着芦席的天花板，然而，四周的书架和中间的台子上却堆满了书，偶尔翻翻，个中没有招揽读者的大众货色，几乎是清一色、而且是学术界看好的纯学术著作，一旧一新，截然分明又相得益彰，不免让我感到几分诧异。在商家一致向钱看的时代，能如此守住读书人的节操，甚或说某种清贫的书肆，可以说已经十分寥寥了。记得我曾在一篇闲散的文字里，谈到鲁迅与琉璃厂的关系。1914到1926年间，他一方面写了大量与“甲寅”、“学衡”等文化复古派激烈交锋的文章，另一方面，却又对保存深厚传统文化底蕴的琉璃厂情有独钟，频频光顾，或购得墓志砖若干块，或拓大同砖，或实在无物可寻，亦常去闲坐，以为一种难得的享乐。为此，在日记中留下了诸多至今看来仍十分有趣的记述。在那个时代，谈旧、喜旧的新文化人物不止是鲁迅一人。林毓生先生在《五四时代的激烈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一文的注释中写道：“在公开场合，鲁迅是一个反传统的思想战士，深信全面而整体的排除中国传统社会与文化的影响是必要的。但是，在私底下，至少在1926年他离开北平以前，鲁迅是一个个人主义的艺术家，深受中国文学传统的影响以致在他意识的三个层次上，均流露出他对中国文学传统的价值与意义的真正赏识。”这个判断，无疑是十分精辟的。实际上，在二三十年代学人、作家的个人生活中，大多数人的“恋旧”带有相当程度上的普遍性。周作人原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健将，他的新诗《小河》被誉为新文学运动以来的佳作。可是后来他对于新诗的效力渐渐起了怀疑，50岁以后，索性做起他的旧体的杂事诗来。1961年，他在《知堂杂诗抄》的“题记”中反省说：“说到自由，自然无过于白话诗了，但是没有了韵脚的限制，这便与散文很容易相混至少也总相近，结果是形式说是诗而效力仍等于散文，”又说，“但是忧生悯乱，中国诗人最古的那一路思想，却还是其主流之一”罢。先是基本否认了新诗形式建树的价值，接着又主张回到“忧生悯乱”这一“最古的那一路思想”上去，这在当时乃至今日，都是异乎寻常和引人深思的。另一位与三十年代现代派诗人交情笃厚的美学家朱光潜，却极力推崇周作人古旧的文字，他说：“我们只说这种清淡的文章比较装模做样佶屈聱牙的欧化文容易引起兴味些；任凭新文学家如何称赞他们的‘创作’，我们普通的读者只能敬谢不敏……”在传统文化遭到严重轰毁的本世纪前三十年，文化的建设却出现了之后所远不及的一个又一个高峰，如果没有他们身上深厚的学养和文化内涵的支撑，以及对传统文化惊人的自觉力，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说，这正是我为万圣书园陈旧的外貌与浓厚的学术气氛所吸引的一个主要原因。一次，我去该店购买上海书店翻印的三十年代旧刊《现代》等，付完款之后，始发现面前的四大捆书却无法拎走。正当我踌躇之际，一个年轻的店员推来自行车，把书送到西侧的马路旁边，拦下一辆面的、把我送上车后，才转身离去。不知怎的，一刹那间让我恍惚看见出现在旧文人笔下的二三十年代书肆店员依稀的身影。三十年代的旧刊，与三十年代的书肆，带给人一种浓浓的诗意和恍然失落的东西。鲁迅、周作人、朱光潜等尚能在文化价值分崩离析之际坚守传统文人的最后一道防线，是因为他们原本就是从旧文化中来的，是旧文化中人，而我们这一代原就不在旧文化中的人能守着些什么呢？“守住”的根据和可靠性是什么？
我与万圣书园两经理之一的甘琦女士认识，是在一次诗歌讲座上。当时，万圣书园正在举办费力、也花钱的现代诗歌系列讲座。那天，应邀出席的有诗人王家新、西川、林莽等，以及来自北大、清华的学生和流寓北京的诸多青年诗人，我是主讲的人，讲的是什么话题，至今已无从想起。讲座设在书肆对面的图书陈列室里，因四周是堆满书的书柜，众人只好席地而坐，或在书柜靠着，完全不像今天的诸多讲座那般俨然，给人正襟危坐的印象。据高瑛先生回忆，1932年5月，艾青与江丰、力扬在上海丰裕里四号办“春地艺术社”时，就是眼前这番情形。画室里除了几个木制画架，一个条桌，一条长凳，几乎一无所有。黑板是借来的，学生都席地而坐，艾青兼教员、杂役于一身，景况虽苦，却是有颇多乐趣的。直到晚年他还与人开玩笑说，如果不是鲁迅先生捐了20元钱，以及社员凑了份子，我们早揭不开锅啦。听友人贺照田说，甘琦与先生原在美国留学，后来放弃“前途”，回国办了这家书肆，中间虽几起沉浮，但总算支撑到了现在。让我吃惊的是，那晚甘琦也席地坐在听众当中，屋外下着大雨，她直到听完讲座，以及随后的诗歌朗诵，最后才与众人一道离去。也许，我、我的朋友们，以及甘琦本人，是因为喜欢这里的“旧的气氛”，才会冒着傻气地在这一刻聚在这个不大、且有点寒碜的书肆里面罢，而且谈论或朗诵的竟是为这个时代所最不屑的现代诗歌。我想，于书肆而言，这种活动是无利可图的，有时，还会有一些意想不到的麻烦。然而，我更感兴趣的是，即使是在如此困难的文化境遇里，为什么还有诸多自甘清贫的诗人、学人频频光临万圣呢？与京城诸多豪华书店比较，这里是缺乏应有的吸引力的，它之所以能为有识之士所看好，想必还有其它另一层的原因。
一天与北大一位友人闲谈，未想他居然与我“不谋而合”。他家住北大东门外，附近不远还有两家远较万圣气派的书肆，除每月在万圣购书若干，他根本不去那两家书肆。缘由何在，此老兄弟只是笑笑，才说：我喜欢这里的“旧”，仿佛就是为我们这些人开的。在今天，谈旧确乎有一种“落伍”之嫌。在人人思变、狂躁不已的背景中，文化的积存反而成了一种多余的东西，是无法与“先锋”、“时尚”等等相媲美的。或许正是在这里，我感到万圣身上深厚的文化气息，亦从中感到了莫大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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